大学毕业去中科院读博，博士毕业出国做博士后，按照小时候的梦想，要成为一名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家，熊磊接下来应该选一个全球最好的实验室，继续埋头医学研究，申报重大项目，领科研经费，发顶尖文章。

但他选了一条充满未知的路——中断博士后的研究，回国创业，做肿瘤精准医疗。

“肿瘤是中国死亡率第一高的疾病，要真正全面解决肿瘤问题，只有靠精准医疗。”研究了十几年肿瘤，他深知，肿瘤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绝大多数肿瘤都是到了晚期才被发现，而且发现时不能给予精准的治疗。

在苏黎世大学做研究时，他预感到包括基因测序的各种新型生物技术将在未来几年有所发展，应该尽快将实验室成果带到市场上，才能惠及更多患者。于是，2010年底，他从瑞士回国，揣着50万元启动资金，召集了其他7位伙伴，在上海创办了思路迪，成了中国最早从事精准医疗的企业。

精准医疗，如今早已是生物医药行业的热词，但熊磊回国时，这个行业还是一片空白。他眼中的医疗“风口”，在现实中却“没人理解、没人支持、没人感兴趣”。

“癌症诊疗的现状是，只有不到20%的人得到了有效治疗，这是每个患者其肿瘤的dna不同造成的，所以需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进行精准治疗。”熊磊说，“我见了几百个投资人，有做房地产的老板、做纺织的老板、做石油的老板，可他们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当时，国内的生物医药研究还处于“跟跑”状态，基础性原发性的研究少，与今天的创新氛围不可同日而语。在寻找投资时，熊磊被问到最多的就是，你要做的事情国外有没有？听闻国外的研究还是初期，对方更疑惑，国外都没人做，你们做的靠不靠谱？几乎没人相信，中国本土生物医药企业的理念可以领先国外，甚至引领全球创新。

现实的打击接二连三，本以为带回来的钱能撑一年，没想到3个月就已捉襟见肘，一群海归博士只得每个月拿4000块钱工资。直到2012年，他们终于遇到两位看好精准医疗的投资人，思路迪拿到了第一笔千万级别的融资。这时，起源于给乔布斯看病，全球第一个专注肿瘤精准医疗基因测序的公司才成立不久，精准医疗在美国刚刚有了一些概念。

“那时候我们的实验室非常简陋，拿到钱后立刻就全投进了精准新药开发，随后又连续投入巨资，历时数年，打造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肝癌药物精准开发平台。”熊磊说，2015年年初，美国和中国都启动了精准医疗计划，以国家力量支持相关研究，此时，思路迪在以标志物驱动的药物开发以及标志物诊断为基础的肿瘤精准医疗领域的工作已初具规模。

熊磊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患者也开始接受精准医疗。熊磊举例，2015年，有一位胆囊癌患者在精准检测后发现其携带变异基因，这种变异基因以往都是在乳腺癌和卵巢癌上发现的。于是，医生使用原本用于治疗卵巢癌的药物为其治疗，一个月后肿瘤迅速缩小。检测中还发现，这种基因变异是先天的，进一步检测得知，患者家里还有几人也携带致病基因，预示着他们会有极高的患有肿瘤风险。

“很多人慢慢了解到，这就是精准医疗，除了治疗，还能早期诊断。”熊磊说，晚期肿瘤患者，大部分5年生存率大约在15%-20%。但如果肿瘤在ⅰ期、ⅱ期被发现，手术切除后5年生存率大部分可以达到80%以上。肿瘤早期诊断非常重要，但研发难度也很高，比如思路迪研发的卵巢癌早诊产品，依托自主创新的外泌体诊断技术，只要抽血化验，就能便捷地完成诊断，早期卵巢癌诊断灵敏度接近90%，但其研发用了近8年，需要大量的投入和恒久的耐心。思路迪的外泌体诊断技术，历时多年研发，即使在全球，其应用也是领先的。

从莘庄的一间简陋民房启动创业召开第一次会议，到在中国、美国和新加坡有千余名员工，拥有授权专利171项，为800多家医院服务，思路迪的版图越来越大。如今已形成覆盖“肿瘤早期诊断、肿瘤伴随诊断、肿瘤动态监测”肿瘤诊断全生命周期业务，并且依托创新分子诊断技术，布局感染即时精准诊断，成为全球精准诊断的引领者之一。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人才和包容的环境。回国初期，我们利用上海的孵化器度过了第一年的生存期。后来企业发展壮大，在科研攻关、临床转化、人才引进等方面，我们都得到了市区各级部门的鼎力支持。”在熊磊看来，上海有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全方位的人才政策，让白手起家的创业青年没有后顾之忧。

现在，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了思路迪，公司里很多核心研发骨干、团队负责人甚至总监级别的高管都是90后。熊磊说：“这群年轻人充满朝气，怀揣着攻克肿瘤的信仰，来到上海这座梦想之城，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可以让全球每位患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得到精准治疗。”